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曾经“高冷”的科学知识，如今正以更多元、更新潮的方式来到公众身边。

  打开社会化媒体、网站、论坛等内容平台，大量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跨界从业者以及科学爱好者聚集于此，输出图文音视频、慕课直播、线上论坛等多种形式的知识内容。“通过微博、网络、微信形式传播的科学信息已经占到80%以上”，这是来自科技部的统计数据。

  在传统的科普渠道，变化同样悄然发生。线下科普展览、讲座等融合了虚拟技术、沉浸式体验、文创开发等，更新着呈现形式。书籍、音像制品等出版物也不再是“平面的”，而是在技术加持下增添了实操互动的可能性，“立体”地输出科普内容。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新建科普网站2732个、创办科普类微博3282个、创办科普类微信公众号8632个。同时，科普图书出版依然强劲，2020年，中国共出版科普图书9853.6万册，期刊发行1.31亿册。

  “现在的科普工作，跟以往的科普大不一样了！”生产科普内容的科研工作者们这样说。

  互联网正在为科普工作注入新的活力。这也代表着科普创作者们必须因时而变，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全新的科普形式和内容。

  运载火箭专家、中科宇航公司首席技术官杨浩亮业余时间长期从事航天科普内容创作，包括图书、音视频课程、线下线上讲座等。近年来，他切身感受到科普场景的变迁：“过去我们办一个线下论坛面对的是几百人，现在同样的内容放到网上，就能覆盖成千上万人。再结合一些新奇的形式二次分发，能极大拓展受众的量级。”

  渠道增加只是表现形式，杨浩亮观察到，受众喜好改变着科普创作的内在逻辑：“以往惯常采用的单向、纯粹式讲述效果不好了，大家更喜欢互动感强的科普，希望‘亲自参与’，从中激发兴趣，获取知识。”

  因此，杨浩亮会在科普创作中融合更多元的形式，以带来更强的体验感和互动感。

  “比如为儿童创作的火箭科普立体书，我不会直接讲火箭是怎样构成的，而是设计一个‘拼积木’般的游戏，让孩子们通过画一张图、拼接一个模型、模拟发射一次火箭，收获更直观、更能激发兴趣的科普体验。”杨浩亮说，在图文之外，书里还附带用真实火箭作教具讲解的视频课，与传统的平面图书不同，这是一款立体的、多元素的科普产品。

  再比如面向中学生群体，杨浩亮为他们的科普教学设计了一款模拟小型火箭的飞行器教具。学生用3D打印技术自行打造火箭的外壳，连接各个元件，然后通过编程实现它的飞行。经由化繁为简的设计，教具使用时并不涉及高深的内容，而是将中学课本里“牛顿三大定律”等知识巧妙引入，让科学与日常学习联系起来，更易入脑入心。

  将相对高深复杂的火箭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并不是特别容易，而杨浩亮发现，巧妙结合新技术新形式“因材施教”，“高冷”的内容能更平易近人、更润物无声。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创作者付出更多热情和匠心，“可能不比做火箭简单”。

  “互联网和智能化趋势下的科普，跟设计一款互联网产品的逻辑是相似的。重要的是考虑受众的需求和喜好，采用适合他们的表达方式，来拆除知识传播的时空壁垒，更好地传递科学知识。”杨浩亮说。

  正如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三省在文章中提出的那样：“新媒体时代下，科普内容呈现出社交化、娱乐化、游戏化的特征，大众更需要能够将科学知识‘翻译’得更加通俗易懂的专业科普人。”

  闫星汝（左）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教育基地进行科普直播。受访者供图

  水稻大豆小米慢慢开始种植，杂交品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有优势，遵循自然讲究节气还有干支……

  2021年年底，这段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某视频平台发布的说唱歌曲《道·中国》走红网络，展现出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的伟大成就。朗朗上口的唱词、别出心裁的设计，让不少网友“循环播放，停不下来”。这让研究所科普主管闫星汝倍感振奋，她没想到，看说唱综艺娱乐节目激发的灵感，产生了如此好的传播效果。

  如今，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内容生产的百花齐放。知识传播如何在巨大的信息流中寻找自我的位置？这位90后青年有自己的思考。

  2017年，闫星汝开始了自己的科普生涯。那时，她每天都与科普图书打交道。“说实话，以前的工作够‘科’，但不够‘普’。”闫星汝深切地感受到，以文字为载体的图书科普虽然具有内容优势，但传播效果难以评估，“有时会像一颗石子丢进一潭死水，连涟漪都看不到”。

  2020年，受疫情影响，研究所的相关工作转移至线上。也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闫星汝把科普搬到线上。科普“触网”是个全新的挑战，从零开始，她抱着边学边做的态度，策划主题、拍摄和剪辑视频。

  “一开始，发布一条视频，我每过几分钟就去看看有没有点赞评论。好不容易有几个，结果一看还是‘自己人’来捧场的。”闫星汝忘不了艰难的起步。

  在一次和朋友逛街时，她接触到了盲盒。她想，是否也能够应用这样的方式来科普古代科技文物？就这样，闫星汝拍摄了第一条“文物盲盒”视频。“我永远忘不了我打开第一个盲盒，里面装着明剔红蝴蝶纹宝盒（文物复制品）时的惊喜！我突然理解了盲盒流行的原因。”也是那一刻的喜悦，让她笃信这次视频一定成功。

  “这种讲解方式太好了！”“没想到商周时期我们就造出来‘小猪佩奇了’。”“文物盲盒”好评如潮，闫星汝也找了属于自己的科普节奏——在生活中寻找科技史的科普灵感。

  自那以后，生活中的闫星汝不论做什么都会想想“这能不能用到我的视频里”。于是，这些源自生活的“探秘中科院”“说唱《道·中国》”等视频都获得了成功。“这些灵感都藏在我们逛博物馆、看综艺等生活细节里，我要做一个有心人，把科技史知识用更多更鲜活的方式传播出去。”她说。

  当科学信息在网络上“触手可及”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科普内容纷繁复杂、参差不齐，人们在海量的信息“轰炸”中若无理性思考和辨别的能力，便易发生误读、曲解科学研究的情况。

  中国科学院院士、实验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曾谈及编审科普丛书的感受：“科普书里很多都是介绍知识。大家都知道，现在科学知识太多了，学也学不完，把所有东西都搞清楚也不容易，我们更应该普及的是科学的方法。”他说，公众掌握方法后才能“举一反三”，鉴别和判断信息真伪。

  不论是用新技术辅助创作，还是用各类新兴渠道扩大传播，慢慢的变多的科普创作者逐渐意识到，高质量的科普内容不能舍本逐末，而需回归科学本身，突出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普及，从而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在互联网场域建立理性思考与讨论的科学氛围。

  电子科技领域科普创作者赵轲在筹建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博物馆的过程中有了如上领悟。2015年开始，他作为电子科技博物馆主任，带领团队走访了21个省46个城市105家电子科技企业和事业单位，从零起步征集保存了15000件（套）记录中国电子科技发展的历史藏品。其间，他得以了解很多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

  “比如蒸汽机这一科技，许多人简单地认为‘是瓦特发明的’。而当我们走访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亨特利安博物馆和法国国立工艺技术博物馆，亲眼看到了比瓦特蒸汽机更古老的相关发明，方知蒸汽机曾历经几代改良，从而领悟到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性、连续性。”在赵轲看来，科学思维往往就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形成——人们先认识到“科学不是凭空产生或一蹴而就的”，然后能够透过某一科技知识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这时许多谣言、伪科学自然站不住脚了。

  能够启迪科学思维的科普，与科研同样重要！这个认识成了赵轲从事科普创作的动力。此后，在博物馆平台做科普创作和产品开发时，赵轲总是创新地加入历史体验、模拟复原等设计，试图让大家领会“知识背后的东西”。

  “经典实验和仪器复原”系列科普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项目最开始面向大学生，对电子科技历史上的“恩尼格码密码机”“赫兹证明电磁波存在的实验”“巴贝奇差分机”等进行复原。

  “赵老师，就用这铜球、灯泡和电线，真能找到电磁波？”学生的困惑情有可原。享受着现代科技的他们，已将手机通信、无线充电视为理所当然，仅凭课本里的只言片语并不能充分理解赫兹实验。赵轲带着他们回到原点，查证赫兹本人的科研经历，搜集关于此实验的历史记载，与国外保存相关历史藏品资料的学术机构交流，自己动手制作“复古”版实验器材……

  历时半年时间，做了上百次实验，大家终于隔空点亮了一只小灯泡，用赫兹的方式证明了电磁波存在。

  在这个被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称赞为“既普及知识，又夯实基础，让学生深深地钻进专业领域”的“相当好”的科普项目中，学生们都获益匪浅。他们说，做实验时仿佛“穿越”到了几百年前，逆向寻找到科学的“密码”。

  后来，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将该项目精心打造，开发相关科普互动设备，已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并增加了视频课程、沉浸式体验课程等形式，把科普对象扩展到中小学生、成人及专业人群。

  “我们从不直接讲科学有多么神奇，或科学家有多么伟大。但我相信在回溯科技史时，在沉浸式地感受一项科技时，科学的精神会在人们心底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赵轲说。